每个人在求学阶段都会有很多老师，随着年龄增长，师生间的联系会渐渐疏淡……但你能想象这样一种情形吗：一位去世28年的普通老师，一直活在一群学生心里，他们以子女身份为他建墓立碑，年年清明为他扫墓。

　　3月8日下午，记者在汉口崇仁路采访了十几位年近六旬的昔日同窗。如今，他们都已做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，但讲起当年上初中时跟马梦麟老师在一起的那些时光，个个脸上漾起十几岁孩子般的表情，仿佛老师从不曾离开他们。

       1967年2月，我们进了武汉市第11中学上初中(当时一学年是从寒假之后的春季开始)，此前11中是一所男中，那是男女合校的第一届。当时，学校成立了文艺宣传队，我们都先后被选入宣传队，也因此跟马梦麟老师结缘。马老师当时负责宣传队，带着我们排练、演出，每天朝夕相处。

　　马老师是教数学的，他虽然会弹点钢琴、也会画点画，但都属于“半瓢水”，他矮矮胖胖的，身上找不出一丁点“文艺范”。他完全是凭着对工作的一股热情，和对我们这些学生的爱，让我们这个宣传队在区里的任何调演中都拿第一。

　　我们上初中那会，马老师40多岁，正值壮年，但他一直没结婚，孤身一人。作为学生，我们不知详情，也不敢问。他虽然没结婚没子女，但一点都不孤僻，非常慈爱，把我们所有的学生都当他的孩子。

　　大家都指着59岁的孙桥欣说，她是马老师的干女儿，让她先讲讲。孙桥欣动情地回忆起了40多年前的情景——

　　当时我们每天都要集训排练，除了正常上课，还要练功、排练节目，上学放学两头都是天黑。我家住汉阳五里新村，学校在汉口崇仁路，相隔很远，马老师担心我路上不安全，亲自去找校长说情，把我安排在一个年轻女老师的宿舍里住。就因为这点“特殊化”，大家都说我是马老师的干女儿，我也确实把马老师当成父亲一样。

　　这时大家七嘴八舌地插话说——

　　马老师对每个学生都好，从不因为个人的喜好有偏爱。如果排练或演出结束得太晚，他都要亲自带着男生把女生们一一送到家才安心。他家似乎永远有很多雨伞，那都是为我们准备的。他那时的工资是全校最高的，几乎都补贴进宣传队了。每次演出完回来，他都要带着我们把道具收拾得整整齐齐，把演出服熨烫得平平展展，再带着我们出去宵夜打牙祭，就像老猴子牵着一群小猴子出去觅食，吃遍了小桃园、谈炎记、蔡林记、老大兴、福庆和这些老字号。

　　每年年三十，我们都是在各自家里吃了年饭，再相约一起赶到马老师家陪他吃一次团年饭。因为我们都把自己当作他的子女。

      今年60岁的何防汛，是武钢的一位摄影师，大家笑称，他差点成了马老师的过继儿子。他表情复杂地讲了详情——

　　我家当时经济比较困难，我上有一个哥哥下有三个妹妹。每到交伙食费的时候，总是马老师替我交。我父亲会裁缝手艺，经常替我们宣传队缝制服装，跟马老师走得很近，不知怎么说起把我过继给他做儿子，我那时懵里懵懂不太懂事，没在意这个。

　　多年后走上工作岗位，才有些明白，其实马老师似乎也很想有我这么一个儿子，在他年老的时候能陪在他身边，当然他不要求我改姓。有一次，他还跟我说，等你成家后，我就跟着你过，把11中这套房子调换到武钢。我也憧憬过这样一种情景：等我结婚有了孩子后，马老师就当爷爷了，含饴弄孙，那该是多么温馨美好的一个画面！

　　可是，马老师直到去世，都没见到我结婚，甚至连我的女朋友(现在的妻子)都没见过一眼。这是我此生最遗憾的一件事。

　　1986年3月下旬的一天，我本来准备带女朋友去看望马老师。但那天我和女朋友闹别扭，她不肯去，我一个人去了。可是，那天，我明明透过门上的玻璃窗看到马老师在屋里睡觉，却怎么敲门也叫不醒他。最后只好郁闷地回去了。马老师因为有高血压等多种疾病，身边又没子女，他的门上像医院病房一样设有一个玻璃窗，因为他人缘极好，一旦他患病，年轻同事们会及时发现送他就医。

　　那几天，我心里惴惴不安，生怕马老师老毛病犯了出意外。没想到，仅过半个月，他就去世了，一直都想退休后跟我这个“儿子”生活的他，竟然连我女朋友都没见过就走了……更让我难过的是，他不是因病去世的，而是因为一起交通事故走的，很凄惨。

　　大家沉痛地讲了马老师去世的情景——

　　1986年4月8日那天，63岁的他去车站送他的80多岁的婶母，把老婶母送上电车之后，他还没来得及下车，电车就关门呼啸而去，他的脚被车门夹着拖行了十几米……如果他不是人太好了，不是把老婶母亲自送到车上安顿好，此悲剧不会发生。

      后来，他教过的几百名学生自发为他操办后事，追悼会的场面非常壮观。1995年汉阳扁担山公墓要迁坟，我们这帮老同学作为马老师的后人操办此事，我们各人捐了点钱，买了新骨灰坛，建了新墓。当时，旧骨灰盒都烂了，何防汛和孙桥欣作为干儿子、干女儿，用手一把一把地把马老师的骨灰捧出来放进新骨灰坛。